我们处于一个散文的时代。近十多年，随着经济的勃兴，文学环境的宽松，各种媒体的迅猛发展，散文创作碰上难得的繁荣机遇。与同期小说、诗歌等传统文体式微相比，散文的“梅开二度”显得格外耀眼。 “文化散文”、“学者散文”、“休闲散文”、“快餐散文”等等，如走马灯一般，令人目不暇接。

然而，在散文多样化与多元化背后，也并非就是众“声”平等、争奇斗妍的。曾几何时，意蕴空洞的“诗人”散文和沉迷于都市生活情态的“小女人”散文，大行其道。梁实秋、周作人等闲适的小品文，也长期担任领衔主演的角色。而另一方面，但凡和革命、英雄沾上边的散文，则被打入“宏大叙事”、“革命话语”的另册。散文批评也缺乏那种鞭辟入里、洞察入微的卓见之作。这个时候，梁衡的“红色经典”散文异军突起，把“一堆被狭隘的党派意识腌烂了的咸菜”重新翻拣出来，直言写“大事、大情、大理”，把山川风物和历史大事联系一块，从这些“大事”中体会领袖、伟人、革命者、英雄、典型人物的“大情”，把这些“大情”升华又为人生的“大理”，以“掣鲸碧海”之手笔，补“翡翠兰苕”之不足，可谓大气磅礴、洞天别开，引人深思。

散文一旦触及“主旋律”，处理得不好是容易遭人嫌弃的。现实生活中，硬生生地把“真典型”写成“假典型”的文字，屡见不鲜。因此，若要避免这种现象发生，又要充满诗情画意，实属不易。这里的要诀，就是要把伟人与凡人之间被“扩大了的距离再拉回来”。而做到如此，关键就是要遵循那条颠扑不破的真理——“艺术源于生活”，同时，掌握以情动人的散文技巧。这些，梁衡都出色地实现了。

学界目前在反思“纯文学”，认为80年代后期对审美的过度强调，部分导致了90年代文学（特别是小说）介入现实的无能。90年代散文热的兴起，从旁证明了远离现实生活、脱离人民群众是当代小说失宠的症结。毫无疑问，写散文没有广泛的阅历，没有生活积累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所有优秀散文作品，在创作经验上有一共同点，那就是作者的文化和生活积累都比较厚实。我们对照一下同时期的小说创作，就不难发现，小说创作中有关“代”的经验陈述特别多，少年得志，一夜成名者不乏其人。但散文作者壮年和老年人居多，大都是笔耕数十载，个人修养也达到相当高的境地。梁衡的“红色经典”散文，便是一个突出的、令人别有一番惊喜的例子。

梁衡走的是一条“无中求有”的新路。他要把伟人成为伟人“这结果之前的过程揭示出来”，要“沟通情理，有血有肉，让读者可亲可信”。而要做到这一点，若无“踏遍青山”的阅历，是写不出小到山西某偏僻小县的一起冤案（《桑氏老人》）、植树老人（《青山不老》）、乡村女教师（《热炕》），大到有关马克思、毛泽东、周恩来、胡志明的文章的。梁衡的散文，乍看起来有些类似“学者散文”、“文化散文”，但细看又与它们不同。他不但写“文人”、“佳人”，还写“伟人”、革命者；不但写古代的事，还写近现代的事。这些对改变人类和民族命运人物的诚挚赞颂，对“红色历史”的深情沉思，是一些喜欢掉书袋、贵古贱今的文化人所不为和不能为的。

看来，梁衡从来就没把自己当作一个“学者”。他既是知识分子又是劳动者，既是官又是民，是多重身份的统一。他写领袖人物不媚俗，写革命事件不矫情。他会“顺藤摸瓜”地“去找那些碧绿的叶子和芬芳的花朵”。这大概跟他的切身经历、切身体验和立意高远不无关系。俗话说得好：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。他写瞿秋白，构思六载，三访其纪念馆，是深切的感情体会在催他这么写，而不是“领导”或“市场”要他这么写。他写红色典型，也没有把它当成歌功颂德的工具，而是从分析对象的人格、作风、方法入手，把他们看作健旺的民族精神的化身。梁衡状写伟人，很能抓神，既平实可信，有入木三分。如写瞿秋白，没有一味地悲叹其生不逢时、怀才不遇，而是通过与同时代的梁实秋、陈望道作对比，说明一个本该在文学艺术界成为泰斗的学者，为了民族大义，自动放弃展才之机，却又英年早逝。这样，一个革命者悲壮的意味就凸现了出来。

伟人、典型人物是一个民族的标本。通过解剖这些人物，我们“对照现在发生的事情，新的矛盾，新的课题”，会“发现许多事情在他们那里早已解决，或者深受启发，成了一把打开现实之锁的金钥匙”。这是作者通过散文对现实问题的回应。我们这个时代，缺乏的正是这样一种崇高的人的价值和浩然正气的呼唤。作者面对真实的历史和现实说话，面对真实的内心说话，因此，十分感染人，也特别能征服人。有作家说过，“好的散文，有读史之慨”。梁衡的“红色经典”散文，成了中国革命史的灵魂聚焦和鲜活侧面。这是那些不关注内心而专写内分泌的写手，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。

散文要写真实的生活。真情、真话、真感觉，这是散文创作的不二法门。新时期初期，有些散文受到一些诟病，原因多在于抒情太过，好篇末点题，几成套路。但这不意味着散文不需要情感。如果说那时的问题大多是由于时代局限产生的技术问题，那么，现在到处泛滥的煽情文字，动不动眼泪与哲理齐飞，哭泣与遐思共舞，就让人有点疲惫与肉麻了。近两年来，关于“余秋雨现象”的争论，一个关键问题，就是他的感情抒发是否存在真切性的缺失。这在事实上是比某些篇章中的“硬伤”更为致命的。审美经验告诉我们，质朴的东西比做作的东西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。有人讲：“凡是渲染、夸饰、做作、有意要去打动人，感染人，煽动读者情绪或兴致的，一概就没有好的”。（止庵：《六丑笔记》）似乎说得有点绝对，但确不无道理。

散文创作的主体性强，客观现象与主体意识往往融合，即使那些裸露的文本，其背后也可能隐含着某种私秘性、个体性和复杂性。这是散文的魅力所在。鉴于此，梁衡摒弃了90年代僵硬的抒情模式，抒情而不滥情，寓情于史，凝重肃穆，审美之中带有理性思考，所以，读来既风行水上、自然成文，有透射智慧、升华情操。

当然，写散文仅有主观的真诚是不够的，让读者接受，还需要多方面的技巧。梁衡写伟人之所以常写常新，就在于他认识到普通群众对伟人的了解往往重结果：丰功伟绩、理论言说，但常常忽视伟人的前史，即他们功成名就之前的挣扎和艰难漫长的过程。在这个创作思想引领下，他找到了瞿秋白故居、尤其是门前那座已成过去的“觅渡”桥，找到毛泽东写《论持久战》时的延安窑洞，找到中国共产党指挥国共大决战的最后一个乡村战略指挥部——西柏坡，还有召开七届二中全会的那间旧伙房。他甚至远渡重洋，在日本找到周恩来游历过的岚山及岚山诗碑，在德国特里尔找到马克思出生的房子。伟人的思想和业绩，是一棵大树。他要找的正是这棵树的根、它的年轮和生长点。而这些，是最能给读者带来震撼的精神与审美的亮点。他的思辨，他的叩问，在他的文字里都得到了舒卷自如的挥洒空间。

我喜欢梁衡的散文。读他的散文，能感受到一种成熟的朝气，一种崭新的律动。他是踏遍青山情未老的歌者，他的散文是培植健康人生观的佳酿。这也许就是革命精魂的作用罢。革命者是不朽的。歌颂革命的优秀散文，我相信，也是不朽的。因为。它们与历史同在。